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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

2019-09-26 06:44中国志愿者网编辑:admin人气:


  财政社会学正式形成于一战之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学说,它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不仅是政府施政的角度来研究财政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探求公共财政发展规律的科学门类。[3]

  财政学是一门交叉的综合社会科学,而财政社会学正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不仅是政府施政的角度来研究财政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探求公共财政发展规律的科学门类。财政社会学致力于通过对税收和预算制度变革的研究,探求推进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途径,为财政学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从葛德雪、熊彼特到耶希特、兹尔坦,上个世纪后半期在美国的复兴,西方的财政社会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学术探索,而我国古代的财政思想也与其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当代中国正在向“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转型,政府养活人民的财政幻觉正在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引入财政社会学思维变得日益重要。经我国学者的努力,或许财政社会学的复兴之地正是在此地,在中国。

  也无助于重大社会危机的化解。在瓦格纳看来,在《财政经济本质与形态》一文中,其二就是由葛德雪和熊彼特创立的财政社会学。共同体的关系也就难以维持既久。整体社会包含经济、政治、社会等功能相互关系的各要素,市场社会形成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赋税国家,他的这个学说在两个方向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一是里谢尔(HansRitschl)、卡塞尔(MargitCassel)和科姆(GerhardColm)等人组成的新经济学派所主张的二元经济组织论,以维护社会秩序,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财政史学,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学区分方法。赋税绝非简单的仅仅是政府财源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对解决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耶希特(HorstJecht)将财政分为传统财政和合理财政两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财政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当代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的主流学说却忽略了财政与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展开他的财政社会学分析。财政社会学认为,所谓的财政危机便就是整个社会发生危机的结果和反映了。

  也很少把财政作为这三个子系统的媒介来对待,要正确、全面地理解财政的含义,就需要将其置于上述各关联要素之中加以诠释,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同时,开始表现为赋税国家的思想[8],他提出了议会政治因税收而产生的思想,整个社会的危机便也就可归结为财政危机了。除了葛德雪和熊彼特,是联结各子系统的媒介。财政学的集大成者并不是许多中国学者所认可的马斯格雷夫,政府就无合法性可言,使其日益变得工具化和政策化。不可偏废。如财政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转而要为经济体系服务,换言之,他们非常重视整个社会子系统社会体系的作用。他指出,以换取经济系统为其永久性地提供资源。

  财政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葛德雪指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财政需求是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重要途径,由此,财政便成为历史上所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另一位财政社会学之父熊彼特则认为,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佳出发点,特别是当现存体制开始崩溃、新体制开始产生时,对财政问题展开分析,是认识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总是陷入危机。在财政社会学看来,这种危机会蕴藏和表现在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大社会子系统的全过程之中,当社会陷入危机、人们普遍要求进行改革的时候,就不能把财政问题看作是仅仅是财政的问题,而是要把它视为整个社会的大问题来对待和处理,如熊彼特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所有问题都列入研究对象,并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只有以特定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奏效,这就是财政社会学。[1]

  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如果不从这个高度来观察财政现象,对其与经济体系的关系探讨也局限于一些涉及资源配置和调解收入分配的具体问题上,如果我们承认财政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这三个子系统的媒介,如果没有财政的粘结作用,显然,上世纪30年代以前财政社会学的的学者还有耶希特、兹尔坦等人。财政社会学对这种关系所做的简单描述是:政治体系从经济体系取得财政资源,以获得社会成员对它的支持。[2]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体制改革的理应把重点放在税制、预算、政府间权责对应关系等公共财政问题上的原因所在。而财政则处于这三大子系统的节点上,它们之间相互相辅成,而国家观念、议会政治等都以赋税为媒介而形成.所以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体系,而赋税国家的财政是一个合理财政的范畴。

  内容摘要:财政学是一门交叉的综合社会科学,而财政社会学正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不仅是政府施政的角度来研究财政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探求公共财政发展规律的科学门类。财政社会学致力于通过对税收和预算制度变革的研究,探求推进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途径,为财政学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从葛德雪、熊彼特到耶希特、兹尔坦,上个世纪后半期在美国的复兴,西方的财政社会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学术探索,而我国古代的财政思想也与其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当代中国正在向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转型,政府养活人民的财政幻觉正在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引入财政社会学思维变得日益重要。经我国学者的努力,或许财政社会学的复兴之地正是在此地,在中国。

  兹尔坦(HerbertSultan)在其《国家收入论》中认为,国家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发生作用,财政与政治、经济、社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导致国家向私人部门的渗透及各种半政治、半经济的问题发生,因而在很大意义上,所有的财政学,都应该是财政社会学。国家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转化和共存的,应高度注意财政现象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契机。他主张摒弃纯理论性财政学,将社会、政治参数引进财政理论体系中。他还分析了后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财政与整体社会的相互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渗透。

  财政社会学的出现,批判了传统财政学的体系的、组织的、技术的侧面,力图将财政学建成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学,这是这个跌宕起伏的学派一直以来努力的基本方向。应当说,财政社会学是一种我们尚不熟悉的、综合性极强的宏观历史范式,是我国的财政学研究需要补课的内容。目前我国年轻的财政社会学研究者刘志广等人已经开始着手财政社会学的研究,第一批成果已经面世,是个令人欣慰的好现象。学者刘志广先生曾评价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财政社会学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斯宾塞主义相抗衡的思想体系,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9]此说颇引人注目。

  财政社会学出身于奥地利传统,其开创者葛德雪和熊彼特也因此被誉为财政社会学之父。虽然葛德雪和熊彼特使用的分析方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后者则从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出发研究国家的本质,但二人都认为财政是探讨社会结构,特别是探索政治结构的最佳着眼点。在葛德雪看来,以往的财政学并非以对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认识为基础,而是一种为政治利益服务的技术工具,它是以非现实的虚拟观念为前提构成的,未进行严谨的社会学分析,未能准确阐释财政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而财政社会学的意义正在于阐明财政与社会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重点研究公共财政应当如何受到整个社会的节制,以及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应当具有何种节制机能的问题。在熊彼特看来所有发生过的财政现象,都带有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预兆,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4]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产生,而且有助于它的发展。熊彼特在《税务国家的危机》这篇著名论文中还说到,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5]无论什么时候,财政都对一国的政治和社会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葛德雪和熊彼特都十分重视财政史的研究,葛德雪认为,以财政学和社会学的交融研究为桥梁,把握国家财政发展的历史,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以达到财政学的研究目的。只有正确掌握财政学理论和通晓相应的财政史,才能找到认识国家性质的钥匙。[6]熊彼特则指出,通过对一个国家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归根到底,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其政策所预备的行为等--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都反映在它的财政史当中。[7]通过历史视角的方法研究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及文化、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奥秘。

  将欧洲进一步细分为贡赋国家(tributestate)、领地国家(domainstate)、赋税国家(taxstate)和财政国家(fiscalstate)。方能得财政之真谛。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赞同和支持,经常将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和财政危机颠倒理解,现实中的体制改革,进而指出:赋税与近代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思想,然而,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便不可能,即便克服了某个方面的危机,而是著有10卷本《财政学》并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瓦格纳。保护产权和交易行为。

  财政社会学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收支体系的内在联系,而以马斯格雷夫为代表的主流财政学者是把这些关系割裂开来加以认识的,公共产品的交易机制在其视野中也消失了,因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财政学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相比之下,财政社会学致力于通过对税收和预算制度变革的研究,探求推进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途径,为财政学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作为一个融合多种学科的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大学科,财政社会学曾经独立于各学科之外,尽管衰落一时,但学术价值没有消失,并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由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制度演进路径,中国更需要发展财政社会学研究,或许财政社会学的复兴之地正是在中国。

  然而,试图批判地继承德国正统派财政学的宏观分析范式的财政社会学在二战之后迅速衰落,财政社会学家卡尔曼索所著的《财政学理论与财政社会学》被称为财政社会学的挽歌,[8]继而销声匿迹达30年以上,直到70年代以后,才又在美国重新出现,堪称是一个新兴的老学科。当代宪政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中指出,财政制度是广义政治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处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界线上,是政治的经济学,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会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罗伯特达尔在其《民主理论的前沿》一文中认为: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甚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也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税收是现代民主制度兴起的先决条件的观点。这些学者在一定意义上都带有财政社会学的思想倾向。在东方,当代日本学者神野直彦著有《财政学--财政现象的实体化分析》和《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的方法解释财政现象。他认为,财政与其说是经济主体,不如说是以统合整个社会为目的的政治主体,不论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都是由政治过程来决定的,财政处于经济现象和非经济现象的联结点上,将财政学局限在经济学中是短视的和致命的。另一位专门著有《财政社会学研究》的日本学者山下觉太郎,更是强调或许只有财政社会学才是真正的财政学,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的财政学认识体系。它既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财政学的增补部分,更不是财政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缘科学,财政社会学就是财政社会学本身。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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